一席YiXi

金子，时尚杂志新媒体副总监、新人作者。 每当我拎着我的小裙子像老鼠一样离开宴会厅的时候，在门外等着我的不是南瓜马车，而是我叫的特惠快车。我报上手机尾号，司机一脚油门，电机轰然旋转，我的后脑壳轰地一声撞在座椅靠背上。这熟悉的推背感，就像大哥车里的烟味一样令人微醺。 从河南到北京，从小镇做题家到时尚杂志新媒体编辑，金子发现，世界从始至终不是靠着一套逻辑运转的。前十八年奉为信仰的努力吃苦，在更广阔更复杂的世界里，却显得笨拙、不入流。她需要适应一套以“体面”为核心的新规则，努力让自己得以应付各种场面。 她将自己形容为一个“骑在墙上的人”，流窜于小镇和名利场之间，既因故作体面的人造景观感到疲惫，又为自己在名利场上学到的东西沾沾自喜。她短暂地产生过阶级跃升的幻觉，却又在下一秒清醒地回到自己真实的生活里，再次与自己积年累月形成的“做题家”习性缠斗。 “小镇做题家”以一种笼统的标签式话语概括了太多人的成长路径，好像成长中那些别扭的心绪因为留在了大城市就变得理所应当、不言自明，但正是这些曾经的痛苦、纠结塑造着人本身。 金子选择诚实地面对过去的自己，以一种轻巧的姿态书写那些幽微难言但不该被略去的情绪。而现在，她正努力用做题家刻苦钻研的精神，学习如何在生活中不做题。 【时间轴】 00:10 不论是在北京还是在河南，不论是当做题家还是在名利场，我都觉得我不入流。 01:56 感受到快乐说明我正在堕落。只有痛苦，啊，那高尚的痛苦，证明我走在一条正确的奋进的道路上。 11:41 妈妈，人生是旷野，但是旷野上的垃圾咱没资格捡。 13:11 原来世界上还存在另一种努力方式，它不需要灰头土脸、蓬头垢面，只需要一点脑筋、一点信息差、一点眼界，就可以得到一个还不错的结果。 18:19 “阶级叛逃者”比“小镇做题家”更适合用来描述我们的处境 19:44 有时我也在犹豫，我应该把自己真实的自我藏起来吗，我是不是应该拥抱这种虚荣，踮脚够一够这光鲜亮丽的生活？ 24:48 我们被教导的就是你不要相信自己的感觉，我的感觉变成了一种我需要克服一下的东西。 27:40 正如牡蛎给芝加哥带来了海，我给北京带来了一所河南的高中。 30:50 一个戛然而止的结尾：最后一次做关于高考的梦 �“我出生在河南濮阳北部的一个采油厂家属区。它其实就是一片农田之中，用砖墙围出来的，里面有一个学校、一个超市、一个医院，一家大单位，然后就没有了。” �“这是高考结束时，我所有的课本、试卷和练习题，以及用空的所有笔芯。准备卖破烂的前一秒，我把它们堆在这里拍了一张大合照留念。” �“每当我有一段空闲的时间需要度过，我的脑子里就会出现这道数学题” �温哥华的海滩

刘汶蓉，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现在大家对原生家庭的讨论那么多，也是因为大家对父母的期待非常高。很多人会把自己的问题放大地归责于父母，认为如果父母好一点，我就会好一点。这也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关系太少了，能够投放情感和需求的地方好像只有家庭，只有父母。 这其实反映了青年人社会网络和社会发展空间的一种逼仄。 “妈宝”“全职儿女”“不婚不育保平安”等等，年轻人们或主动或被动贴上的标签越来越多。流行的话语，某种程度上也遮蔽了真实的生活。青年人到底在面对着怎样的生活？家庭在他们的生活中又充当着怎样的角色？ 刘汶蓉从不认为年轻人在各项人生选择上的状态是消极被动的。她的研究发现，无论是代际关系的处理，还是婚恋与否的抉择，年轻人除了情感维度的衡量，还会进行理性的计算。 随着市场化的发展，年轻人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不稳定性，中国的家庭主义传统也使得他们缺少除了家庭以外的社会正式支持资源，家庭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真正的“避风港”。与之相对的，婚姻成为一项风险投资，他们谨慎地计算着成本和可能的回报，不敢轻易投身其中。 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仍旧紧密的代际纽带影响着青年生活的不同侧面。随着研究的展开，刘汶蓉也开始好奇，青年人的婚恋趋势又将给中国的代际关系带来怎样的变化？ 【时间轴】 00:09 把婚姻关系放在家庭的场域中，重新看待青年人结婚难、结婚焦虑和晚婚不婚等现象。 00:51 中国人结婚模式发生巨大变化是在2010年后。结婚年龄的推迟，是导致终身不婚率上升和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05:15 “如果对方符合您的择偶要求，但您还没有爱上他，您是否会和他结婚？” 06:50 “新包办婚姻”——中国90年代就基本实现了青年人的婚恋自主，但21世纪，父母的介入似乎又在上升。 11:53 “以前是一个人过日子难，现在是一家子过日子难。” 16:41 隐秘的爱的操控，让孩子习惯了这样的状态，没有动力走出家庭。 19:52 当无条件接纳的爱在婚恋关系中得不到的时候，青年人似乎把对这份爱的期待又转向了父母。 23:24 中国的家庭主义传统提供了紧密的代际支持，但青年人也因此面临更严峻的“关系贫困”。 �2010年到2020年十年间，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龄都上涨了近4岁，曲线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上扬。 �二孩政策的三次调整都伴随着后一年生育率的上扬，但2021年三孩政策出台的时候，生育率不仅没有上扬，反而一直下滑。 �2023年，男女都有超出两成的人明确表示他们会和不爱但符合标准的人结婚，远远高于2001年的数据。 �2023年，认同“谈恋爱和结婚是两回事”这个观点的比例已经上扬到了40%以上，女性达到了46.5%。 �“新包办婚姻” �2023年在上海的调查数据显示，30岁及以下的未婚青年，特别是未婚女性，有五成左右都没有信心能自己找到满意的结婚对象。

王俊，浙江大学哲学学院院长。 真正良好的生活，其实不仅仅是径直投入附近，而是建立在对于支配我们生活行为的底层观念的认知和反思的基础之上的。 在今天新技术的万丈光芒下，你是否有这样的感受：时代在不断加速，文化工业和消费主义生产并无限放大欲望，知识和思维被外包给人工智能，碎片化信息取代了专注的洞察，搭子文化取代了稳定的共同体…… 从19世纪开始，唯科学主义、实证主义、还原主义就为当下这个技术时代定下了基调：客观的真理、被动的自然、无限进步的科学。与之相应的是个体生活中意义的匮乏，单一的价值标准和优绩主义的社会。如此境况下，我们原本具身的、具体的、丰富的、质性的日常经验被不断抽象和贫瘠化，生命力被掏空，精神危机降临。 如今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危机感，它有永不遗忘的知识、出色的逻辑推理，它不知疲倦地学习，甚至能模仿人类的心灵。但王俊则在危机中看到了更多反思的可能——当人类的体力和智力都不再被社会发展所急迫需要时，我们不得不再次面对那个古老的哲学问题：人的生存意义何在？我们如何用哲学来观察和描述我们的生存境况，又如何寻找摆脱时代困境的出路？ 【时间轴】 00:07 生命力被掏空、充满塑料感的共同体、孤独感，数字时代在提供给我们全新生活经验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不幸的生存经验。 01:36 科学成为我们看待世界和理解自身的意义框架，而“无限进步”是科学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信仰，我们当下生活的所有意义都建立在对未来的信心上。 06:13 意义不断被抽空，生活不断去神圣化。 人无非是一堆脱氧核糖核酸，是一堆分子和原子的集合，人类被降低了。 08:35 优绩主义变成唯一的价值标准，如果达不到优绩的顶端，就不配享有任何愉悦感和成就感。 10:02 所有事物的时效性变得越来越短，当下在不断萎缩。我们不仅没有了可以终身受用的价值和理想，也没有了可以维系一生的职业、家庭和爱情。 14:53 “漠无差别的领会”：我们今天很容易就可以结成一个共同体，但这个共同体非常之脆弱，没有真正的稳定的共识和共同价值。 20:40 面对人工智能体的时候，我们面临的可能是更大的观念性危机：“心灵的迷失”。 25:30 真正良好的生活，其实不仅仅是径直投入附近，而是建立在对于支配我们生活行为的底层观念的认知和反思的基础之上的。

鲁雯泋，建筑师 北京真的无聊吗？我既不想轻易赞同，也带着点怒其不争的心情。北京似乎在变得无聊，因为它在拒绝一切失控混杂的东西；北京也是有趣的，因为能够调动感官的事物尚未完全消失。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当下，记录它比以往更有意义。 你印象里的胡同是什么样的？你知道胡同居民怎么晾衣服，在哪里养花，临街住户如何防止路人偷窥吗？你也许不知道，寸土寸金的胡同里，鸽子住进了让人羡慕的豪宅，流浪猫肥润自在，这话可千万别让住宅小区里的猫听见了。 2019年，从外企辞职后，鲁雯泋与朋友一起在北京的胡同里开了一家建筑工作室。在走出办公室、穿过大街小巷时，她发现了摊开在公共空间里的野生设计：空调外挂、缝中停车位、能屈能伸的雨棚……比起标准化的设计方案，这些未经规训的芜杂生态表达了更加真实立体的使用需求。 胡同居民在局促的空间里寻求开拓，也与街道一同维系着价廉但高效、粗野而有序的生长。凭着建筑设计的专业嗅觉和分析图的解剖术，她识别出材料与构造、节点和连接处所透露的曲折心思。那些叫人不敢轻慢的日常，原来就藏在街角、门前和窗边。 2024年，工作室所在的整条胡同都被“腾退”，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试图逃离北京，但鲁雯泋的野生设计收集工作仍在继续。在记忆得到彻底的更新改造以前，她还想再多走几条胡同。 听完这场演讲，再来回答这个问题吧：「北京超无聊」，你觉得呢？ 【时间轴】 00:10 坐在办公室里画图、开会、打电话，房子就一点点盖起来了，根本不需要跟真正的使用者沟通，这让我感觉非常悬浮。我更喜欢看真实的人和具体的生活。 03:08 从CBD牛马化身胡同串子，发现居民把生活碎片都延伸到大街上。咱们胡同大爷的包裹艺术，可能离包裹巴黎凯旋门也没多远了。 05:55 公与私的边界相对暧昧，规则也模糊，就催生了很多巧解问题的野生设计。比如：这个人为什么要在水泥楼梯旁边再加一节钢楼梯？ 07:52 空间利用：大爷把代步车严丝合缝地卡进墙的夹缝里，要出来就得翻越车内的空间，从后门爬出来。 10:39 废物利用：矿泉水桶和废弃椅子是胡同居民的两大明星单品。 14:40 防走光：有了大罩子，再也不用担心开关门会走光。无论街上怎么熙熙攘攘，主人依然可以坐在黑布后面喝茶。 16:51 治疗颈椎小卖部、大疆总部同款卖鸟车和大号糖葫芦自行车。 22:36 当真实的生活不存在，野生设计也就消失了，但千篇一律的舒适整洁不会刺激和调动人的感官，我们向往的其实是更丰富多样更有生命力的城市空间。 �街边散装之庙 �菜场中心之庙 �公寓山寺 �瑞士猫梯 �鲁雯泋建筑工作室曾经在钟鼓楼附近 �钟楼广场上大爷遛羊驼 �围观剧组在胡同拍戏，这可能是在拍一个科幻片 �屋脊上的鸽子笼超过了主人自己的家 �蜗居的鸽子 �胡同里的摩托车vs美国包裹艺术家克里斯托和克劳德的早期作品《包裹摩托车》 �包裹巴黎凯旋门vs包裹胡同里的房子 �为什么要在水泥楼梯旁边再加一节钢楼梯 �窄巷里的收纳网 �电线杆里的卡座 �“卡车” �悬挂烟灰缸 �窗户上插着汽车后视镜 �治疗颈椎小卖部 �大疆总部vs超载卖鸟车 �大号糖葫芦自行车vs20世纪30年代的糖葫芦摊 �给泰迪剪指甲的塑料袋 * 如果出现图片加载问题，可以移步一席公众号查看全部内容

熊景明，民间历史写作推动者，主持港中大「民间历史档案库」 写《长辈的故事》，像时光倒流，让我再变回一个好奇胆小的傻丫头，记得跟妈妈唱歌，看外婆梳妆裹脚，看二舅擦他的尖头皮鞋。我在大家的爱抚中长大，无以为报，唯有记下，唯有思念。留下长辈的故事，比留下他们的骨灰更有意义。 很久之前，熊景明就在想找一件退休后可以一直做下去的事，最后她选择了收集和推动民间历史写作。2007年，熊景明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退休，开始写下长辈的故事，写完了父母，接着写从曾祖父到众位姨妈、干爹……好像是“请君入瓮”。 熊家可谓云南的名门望族，曾祖父熊廷权是晚清进士、民国初年的丽江知府，曾进藏协同平叛；祖父熊光琦担任过云南六县的县长，推动地方发展。外公苏涤新则是云南第一代留日学生，回国后助力教育革新。 除了这些“大人物”，还有更多平凡的长辈：四姑奶奶在指腹为婚的丈夫去世之后，北上读书，后留学斯坦福大学；大姑姑爱上了国民党员，两党斗争延烧进家庭；还有在提笔之前就清楚地知道必须要写的人——妈妈苏尔端。虽然因病卧床十八载，但妈妈的病榻有着魔术般的力量，令家人、亲友都乐意来向她述说心事，她像一个“箍桶索”维系着小家庭、大家族。 熊景明希望有更多人拿起笔，做这件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能够做到的事。「世间无人能代替你写下对往事的回忆，记下先辈的人生故事。」 【时间轴】 00:07 人一定要找到一件可以做到老死的事，民间历史可能就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04:10 我妈妈是昆明市第一届进入大学念书的女性，但她考进去第二年就辍学了。 12:18 我的父亲是生逢其时，那个年代大量的新思潮、新玩意涌向中国。 18:56 让我觉得必须要写一本完整的家族故事的书，是我的祖父熊光琦。他在民国时做过好几任县长，又抽鸦片，在我这样受新的教育长大的人看来，他就是典型的“骑在人民头上当官做老爷的人”。 23:52 我妈说我是老狗记得千年事，其实这个老狗是经常回忆才会让她记得。我在大家的爱抚中长大，无以为报，唯有记下，唯有思念。 �妈妈、熊景明和弟弟 1955年 �妈妈 1934年 �熊家花园 1934年 �妈妈的工作证照片 1953年 �妈妈和我 1967年 �妈妈的信 1969年 �爸爸在熊家大宅 1934年 �父亲与好友 1930年 �昆明黑龙潭公园 1943年 �昆明翠湖南路 1975年 �1937年 �1939年 �老婆婆背着她的全部家财，步行300余里来到开远（县），找她被征（兵）的儿子，可是儿子（所在的部队）已开走了。她欲哭无泪，虽然今天的晚饭还不知有没有吃，她也想不到了 �熊家全家福 �苏家全家福 �二舅 1940年 �妈妈和我 1946年

杨青风，金盲杖视障人自主生活品牌发起人。 我们很多人其实是冒着家人的反对、冒着自己心里面的恐惧走出来的，但是有时老百姓看到视障者自己出来，觉得挺担心的，马上就下意识地说：怎么自己出来了？太危险了，以后还是得找个人一起。这话虽然是出于好心，但是很可能把他好不容易立了出来的志又给推回去了。 中国有1700万视障者，需要靠盲杖出门的有几百万，但大部分视障者无法独立出行。他们能在自己熟悉的小环境中独自行走，也不需要盲杖；但无法在开放、陌生的环境里行走，不得不完全依赖他人的引领。无法独立出行，严重影响视障群体的生活质量、社交圈子、教育水平和工作机会。 作为一位完全失明、却能自如行走的盲人，杨青风认为，比起无障碍设施的不完善，更大的障碍来自观念。家长、学校、社会的过度保护虽然出自善意，却让视障者失去了锻炼的机会。 2018年，杨青风和同事们创办了“金盲杖”沉浸式独立出行训练营，让视障导师带领视障营员在真实的生活场景中探索。从如何使用盲杖、借助非视觉的路标和线索、过马路，到用导航、乘坐公交地铁，以及如何有效求助，帮助视障者迈出独立出行第一步。 视障者不能等无障碍设施完善了才出门，就像不能因为空气不好就不呼吸。改进设施的同时，社会观念也需要更新。有时视障者好不容易克服心理障碍走出家门，“怎么自己出来了？太危险了，以后还是得找个人一起”又把他们重新推了回去，问“需不需要帮忙”才是支持和促进。 【时间轴】 00:05 像我们这样看不到、拿着盲杖到处跑的视障者的确不多，在陌生环境里能独立出行的更是寥寥无几。 04:10 一旦一个人看不见了，他就会受到周围的人的格外的关心和照顾，这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是也可能限制一个视障者自我能力的发展。 12:18 其实很多视障者是不怎么用盲杖的，甚至都没用过。他们的家人、朋友宁可花时间带着他们走，也不愿意让他们拿盲杖，时间一长，我们自己也觉得拿盲杖是一个不太好意思、甚至是有点羞耻感的事儿。 15:42 走到地铁站附近，高峰的时候会打到很多共享单车，会听到广播的声音、自动扶梯转动的声音，还能闻到一种来自地下潮湿的味道。 18:16 如果没有提示音，你们觉得我们过马路是车多点好、还是车少点好？ 21:18 导航说“到了”，通常来说是把目的地导到你视线内了，明眼人可能觉得已经很近了，但是视障者还不知道在哪儿。 22:38 好多人没接触过视障人，突然一个盲人站在他面前问，你能帮我一下吗，他这想法会非常复杂：他要让我帮他什么？他要让我送他回家，我有没有时间带他去？他会不会让我给他钱？我给不给、给多少？ 29:53 如果我们不出来，不但我们的生活不会变得更好，无障碍设施也没机会变得更好。 �杨青风所在机构视障者们在做音视频剪辑 �杨青风带领营员做回声定位联系 �《小腿的情人》梁奕轩（全盲）

秦潇越，纪录片导演 拍纪录片好像就是用短短几年的观察，去给一个人的人生盖棺定论。这其实是非常嚣张的做法。我相信人生在任何时候都是有转机的，但是一个影片必须要有结束，这对我来说非常痛苦。 但或许，接受找不到一个更加积极正向的结尾，就是拍摄这部影片对我来说最大的意义。这是对一个理想主义者最好的自我教育。 “我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对大部分人来说，都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过去十年，秦潇越扛着摄像机穿梭在不同的人生故事里，试图汲取力量和勇气，解答自己的人生困惑，却被迫重新思考“理想”的意义。 她曾经笃信，不论身在怎样的处境下，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对理想生活的向往，这样的向往会引领着人脚踏实地地向前走。但房君睿的出现，击溃了她的信念。断断续续跟拍了他四五年，这个梦想做文物修复师的青年仍旧被困在自己的“巢穴”里，生活没有任何变化。一直到拍摄结束，想象中的励志情节也并未发生。 秦潇越这才发现，在真实的生活里，现实是一堵又一堵的高墙，即使怀抱理想，也可能会被困在原地，失去继续向前的力气。 在新的创作中，她不再鼓吹理想的力量，只想呈现更丰富的生命状态。 【时间轴】 00:08 世界末日，我在上海的街头问陌生人：你的人生有什么遗憾？ 01:56 相信理想的信念被不断地提起、放大，有一次我甚至看到我的海报和贾樟柯的海报放在一起，我对自己的未来也充满了期待。 07:56 老天好像在跟我开玩笑：你这么喜欢鼓舞人家去追求理想，那我就给你安排一个被困在极度现实里的人，让你知道理想的背面是什么。 11:10 如果一开始就知道这不是一个励志故事，那么是否还有记录的必要？ 17:45 当生活中多了一个镜头，多多少少都会让人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但两年过去了，那个碗还在那里。 20:52 接受找不到一个更加积极正向的结尾，就是拍摄这部影片最大的意义，是对一个理想主义者最好的自我教育。 24:08 逃离只需要一时的勇气，但是真在一个地方住下来，建造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需要面临更大的挑战。 26:50 拍纪录片对自己的意义永远要大于对他人的意义，是这些真实鲜活的人物故事告诉我，世界是什么样的。 �《世界与我》里秦潇越遇到的乞丐 �吴卓渊在火车站门口与金牛的合影 �《世界与我》的海报和贾樟柯的海报放在一起 �房君睿修到一半的碗 �房君睿父亲在作画 �房君睿和杨光在家中聊天 �《去哪安家》中沙溪的树屋

麻杰夫，观鸟爱好者、听音辨鸟达人。 大脑是个非常强力的家伙，它可以让你特别集中在一件事情上，把其他的事情都列为杂音。在观鸟之前，这些鸟叫对我来说就属于杂音，被我完全忽略了。但实际上鸟叫是无处不在的。 和很多人一样，麻杰夫是在2020年疫情期间开始观鸟的。虽然生长在北京，但直到那时他才以前所未有的频率和热情去到北京的各个公园和景点，解锁这个城市的另一面。 观鸟不久，麻杰夫便对鸟类的叫声产生了兴趣，开始琢磨怎么听音辨鸟。几年下来，他已经可以通过声音辨别大约100种北京常见的鸟类。他发现自己熟悉的这个世界中其实藏着另一个世界。 比如常听到但没留意的“咕咕咕～”原来是珠颈斑鸠；北京的白头鹎爱唱“遵守纪律”；擅长模仿的乌鸫会发出猫叫、狗叫、电话铃声、电动车警报，可以想象它都经历了什么；再过几天，从南方飞来的黄腰柳莺就会占领北京的行道树，这种无敌可爱的小鸟唱的是成龙打醉拳一样的歌…… 如果说观鸟是打开了世界的另一个图层，听鸟则给这个图层又添了一个维度。在平凡如自家小区的地方，只要推开窗户，也能别有一番天地。 【时间轴】 00:09 麻雀+Jeff：希望成为像麻雀一样低调但成功的生物 02:20 入坑观鸟之后，我发现上班前也可以观鸟，只要你早起一点点，再早起一点点。幸好我们单位当时效益已经不是很好了，活也不是很多。 05:35 描述鸟的叫声，需要一些生活经验和想象力：如果你曾经很努力地想把一块玻璃擦干净，但怎么也擦不干，你就get到了一个斑头鸺鹠 xiū liú——一种中型猫头鹰的叫声。 10:27 一只鸟很可能成为一只狗、一只羊、一只猫，从空中飞过。 13:12 当鸟鸣被翻译成人话：一只鸟从上海到了北京，就开始说“遵守纪律”。 20:46 如果你在北京走进一个灰喜鹊的领地，它们就会这样骂你 25:12 “处处闻啼鸟”：大脑是个非常强力的家伙，它可以让你特别集中在一件事情上，把其他的事情都列为杂音。在观鸟之前，这些鸟叫对我来说就属于杂音，被我完全忽略了。 �入坑观鸟都怪河边一只好看的鸟——北红尾鸲qú �左图为奥森公园，右图为麻杰夫在奥森的观鸟记录 �6种不同的柳莺 �麻杰夫做的《华北常见柳莺叫声速查表》 �星头啄木鸟錾（zàn）木 �大斑啄木鸟錾（zàn）木 �斑头鸺鹠（xiū liú） �中华短翅莺，图by JiaHY �夜鹭 �白眉朱雀，图by三石 �黄腹山鹪莺 �凤头麦鸡 �白头鹎bēi �黑尾蜡嘴雀，图by Link �灰喜鹊 �蹲在草里试图录叫声的麻杰夫 �一只上海的乌鸫的效鸣对象 �左图为大山雀，右图为暗绿绣眼（by 鲤鱼）

宋明蔚，记者、作家。 当选择自由攀登者这个身份的时候，他们就注定选择与风险，甚至与死亡并存。这似乎成了他们内心中最挣扎、最撕裂、最矛盾的地方，也成为了他们永远无法与自己和解的原罪。 但大多数成熟的自由攀登者不会回避或漠视这种原罪的存在。他们就像背负荆棘一样，清醒而痛苦地背负着它去攀登。 2012年，中国传奇攀登者严冬冬跌落暗冰裂缝中意外身亡。那时，宋明蔚刚加入大学登山队不久，事故传出的那天下午，他呆坐在宿舍的电脑前，长久地沉默。这个攀登界的“自由之魂”，陨落时只有28岁。 严冬冬是中国阿式自由攀登的领军人物之一。与喜马拉雅式攀登不同，自由攀登者并不追求高度功利主义的登顶，而是在攀登过程中获得快乐，并从中提炼出生命的存在感。他们大多是世俗生活中的“失败者”，却拥有一份最纯粹极致的理想主义，徘徊在死亡边缘，寻找自由与自我。 在严冬冬去世后的数年，宋明蔚开始走进这群中国自由攀登者的生命世界，在历史中打捞往事。他想知道，他们年少时如何一步步走进了山的世界？通过登山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他们如何看待物质与精神？一个人可以为自己热爱的事情付出到什么程度？ 这些问题的答案最终凝结在《比山更高》一书中，长久地回响。每个人的故事都写满了悲情与荣耀，又最终化作一声叹息。 【时间轴】 00:10 我心目中真正的中国登山者，却是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者。 00:57 除了“征服”之外，登山还有什么？“自由攀登者”不为崇高的国家荣誉而攀登，不为个人利益而攀登，只为自己的内心感受而攀登。 08:41 “高考状元”“清华学子”的身份无法让严冬冬感受到存在的价值，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对他来说是一种生活漩涡，他只想通过攀登来获得自由。但自由也有代价。 14:31 死亡的责任与《免责宣言》 18:45 两种人生观的博弈，对自由攀登者来说，没有中间地带。大多数成熟的自由攀登者就像背负荆棘攀登一样，清醒而痛苦地背负着与自由相随的风险带来的原罪。 27:55 写作《比山更高》的精神源头，是一种夹杂着好奇之心、悲悯之心与孤高之心的倾诉欲。 喜马拉雅式攀登营地里一个公共的厨房帐篷，在这里能吃到热乎的食物，这在雪山上是一件非常奢侈、非常幸福的事情。 阿尔卑斯式攀登，没有厨房帐篷和卧室帐篷，可能很多天都吃不到热乎的食物，甚至像图片里这样，必须要在雪山上露宿。 中国阿式攀登的代表型山峰——位于四川的四姑娘山主峰幺妹峰。海拔只有6247米，但是殿堂级的技术型山峰，有极高的攀登难度。 严冬冬 严冬冬和周鹏经过三次尝试后，终于登顶幺妹峰南壁的一个中央路线，他把这条只属于他们俩的路线命名为“自由之魂”。 严冬冬和周鹏2011年开辟四川贡嘎山域嘉子峰西壁的一条高难度路线“自由之舞” 严冬冬（右）和周鹏（左） 2012年，严冬冬发布《免责宣言》 攀登中的宋明蔚 王茁（左）与伍鹏（右）

张沁文，ED Healer发起人 从一些数据中也能看到，进食障碍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2021年，中青报的一项大型研究发现，超过八成的大学生对自己的体型不满意，超过六成的大学生存在身材焦虑。 进一步关注女大学生群体，可以看到有超过四成的女大学生出现过限制性的进食行为，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节食行为。这些数据表明，我们对自己的身材要求往往比医学标准更为苛刻。 张沁文是ED Healer的发起人，也是一位曾与进食障碍交手六年的患者。 进食障碍，是精神科死亡率最高的疾病，并非简单的挑食或偏食，而是一组严重的心理和生理疾病，主要包括神经性厌食症、神经性贪食症和暴食障碍等。 在康复的过程中，张沁文发现互联网上还有很多同样饱受进食障碍折磨的女生。ED Healer由此而生，组织不只是张沁文和同伴们抱团取暖的渠道，也承担着向外界科普进食障碍的职责，与高校、学者合作，希望帮助进食障碍患者找到更有效的治疗方法和干预措施。 传统的科普方式之外，张沁文和同伴们发现艺术更能触及人心。2024年7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600号画廊举办了一场名为“爱，食物与生命”的新展，每一件作品都由进食障碍患者或艺术家创作，背后都是一个进食障碍患者的真实故事，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关于自我接纳的叙述。 只不过，想要进食障碍患者更好地被看见，仍然需要更多的努力。 【时间轴】 00:09 与进食障碍抗争的第十年，在中国最有名的精神病院当画廊主。 00:59 “你足够漂亮、足够瘦，才可以生活得更顺利”，但生活正随着越来越瘦而变得越来越失控。 03:12 进食障碍是中国人群常被忽视的心理健康问题，我们对自己的身材要求往往比医学标准更为苛刻。 06:35 我到底是在哪个时候发现自己好像康复了？ 08:16 一方面，我不是一线的医生，无法直接帮助他们， 另一方面，我也被寄予了过高的期望，好像不被允许病情复发。 11:26 当艺术成为破圈的方式，“谢谢你们让疾病变得温柔”。 18:44 “虽然忙了这么久，但我只要能帮到一个人就够了”，整个旅程本身是治愈和完善自我的过程。 爱青《疑似进食障碍》：用画笔探索营养不良的大脑、异样的内感受与行为的相互联系 阿凉《食物之森》：在精神卫生中心住院四五次，画中是一条与食物相关的道路，她需要不断打怪、克服困难，才能和爸爸拥抱。 爬墙媛小菜《瓷盘、木、枣木刺》，“第一次，我真切地感受到进食障碍是一种痛觉，是一种普通人也能感受到的恐惧”。 牛奶侦探《在精神科住院的22天》

陈小雨，编剧、导演 过去一直马不停蹄地拍，好像是陷入了一个怪圈，变成是较劲，让创作这件本来很自然的事情，变成了和父母的比赛。因为父母觉得你这条路不行，你要跟我们一起做生意，你就觉得我就行，我一定可以做好我这件事，然后就急着输出，急着拍。 自以为是自由，反而是被困住了。 先后经历家庭破产、父母离异等变故，2008年，14岁的陈小雨随父亲迁往阿联酋。语言和文化的壁垒，又令他陷入孤独与困惑。生活时常处于动荡之中，创作是他唯一能够抓住的绳索，也成为他寻找答案的路径。 到底要追求世俗的成功，还是心灵的自由？长久以来，陈小雨徘徊在价值光谱的两端，找不到平衡。 他曾在迪拜和大理都生活过一段时间，共享“失败者的天堂”名号的两地，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气质。迪拜为失败者打造“东山再起”的财富幻梦，大理则以自然山野的质朴无华吸引着从城市逃离的疲倦者。陈小雨用镜头记录下两种人生选择，却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方向。他享受乡村生活的平静，却也不甘被这样的平静束缚住。 陈小雨将自己对世界的观察与思考，都融入到《乘船而去》的创作中。2024年，这部影片上映，借由一位老人即将到来的死亡引发的家庭震荡和观念碰撞，他试图探讨：在充满分歧的世界里，我们该怎么找到生活当中的安定和自由？ 【时间轴】 00:07 “有记忆的是故乡，没有记忆的是废墟。”而想逃离故乡，恰恰是因为有太多复杂的记忆。 01:13 我的人生开局是一个富二代，但从小学四年级起我就知道，从生老病死到婚姻财富，一切都是变化无常的，什么都留不住。 06:48 迪拜被称为“失败者的天堂”，“人傻、钱多、速来”的六字箴言在华商圈子里迅速传开，破产者联盟聚集在这里。 10:30 “其实我来大理寻找的是一种生活，是一种故乡的感觉。” 12:44 钱没有留住，作品也失败了。我的梦想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才病急乱投医地找了梦想这样一个东西，好在变化得那么快的世界里，有属于自己的一份笃定？ 16:43 非洲的Hadzabe人没有历史观，不计算时间，也不知道自己今年到底几岁，不存在“梦想”“成功”“赚钱”这些定义。 20:16 外婆身上同样有Hadzabe式的原始生命力，让我很快写出了《乘船而去》 20:51 梦想对我而言祛魅的原因是，它只是众多追求当中的一种。 过去，家家户户都有一只小船。人们靠船运输重物，在船上出嫁、远行。 迪拜的国际城 在迪拜开灯店的小郑下班后回到宿舍 在大理花6000块租了一个老院子，生活了三年，交到了很多朋友，在那里形成了很好的氛围。 《乘船而去》分镜图。“学会拆分自己的每一种感觉，拆成一个又一个的分镜图、分镜表和拍摄计划。” 陈小雨和外婆在老家合影 “外婆对拍死亡话题的电影并不忌讳，还主动开玩笑说，村里人都以为她死掉了，因为有好多车停在她家门前，以为大家是来吊唁的。” “在生命这条河流中，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选择自己到底是顺流还是逆流，或者会飘向哪里。但是，只要找到自己的节奏，找到自己的确定性，找到自己的那条船，你就至少不会溺水，不会在其中迷失，就终于可以收拾起来一些心情，去看一看沿途的风景。”

李昀鋆，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博士后 在我的研究中，很难说有谁真的找到了回答为什么的答案，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想通了”。慢慢地我意识到，对年轻子女来说，父母为什么会在他们还年轻的时候死亡，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无解的。很多苦难之所以苦，也正是因为无解。 2014年，母亲因病突然离世，李昀鋆的人生像被按下了暂停键，陷入沉重的昏暗。她没有一天不会想起母亲，但却不知道怎样处理这份伤痛，身边的人似乎也很快恢复了“正常”。直到后来到港中大读书，她才发现，原来自己的这种情绪和伤痛有一个清晰的定义，叫作“哀伤”，而且它是一门被认真研究的学问。 从那时起，她改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下定决心做一个关于丧亲和哀伤的研究。她想知道，死亡和哀伤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其他经历丧亲的人又是怎样处理自己的哀伤？经过了重重波折，她招募到了44位经历过父母离世的年轻子女，倾听他们几乎从未向人诉说的哀伤故事。 她看到，对于这些年轻人而言，在青少年或成年初期失去父母，是一场足以改变人生的巨变。哀伤并不会随着时间消退，甚至十年之后，那份痛楚依然清晰如初。她也意识到，哀伤并非仅由“父母离世”这一死亡事件永久地决定，而是被家庭互动、社会环境、文化禁忌、生命历程等多重因素持续地塑造着。 但无论哀伤呈现怎样的形态和变化，所有的感受都是正常的。哀伤不是病，不需要被“治愈”。哀伤是爱，是我们想要继续爱她/他，即使她/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时间轴】 00:07 有人曾和我说过一个比喻：“父亲去世后，我的人生就像变成了一个城中村。” 02:57 这其实是一个被整个社会遗忘的人生第一次。 09:21 绝大多数年轻子女告诉我，在父母离世的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是多年里，他们的日常生活被各种激烈的哀伤情绪充斥着。 13:29 “节哀顺变”究竟是什么意思？年轻子女真的会像文化期待和教导那样“节哀顺变”吗？ 20:08 年轻子女们并不会被动接受一个突然混乱的世界，而是会拼命想得到一个回答“为什么”的答案。中国人常说的“想通了”，在年轻子女的经验里很少出现。 28:39 哀伤不是病，不需要被“治愈”。哀伤是爱，是我们想要继续爱她/他，即使她/他已经去世了。 旁听香港中文大学陈智豪教授的课程《与哀伤共存》，李昀鋆写下的课程期待。 第16位研究参与者杨小姐形容自己经历丧亲之后的三年生活 正常哀伤和延长哀伤障碍的区别 第10位研究参与者陈小姐为了照顾母亲，刻意隐藏自己的哀伤，却被母亲误解。 不幸但又无法逃避的一个生命真相是，我们所有人都将是、正是或曾经是与哀伤共处的人。愿您平安，与您拥抱。

周轶君，纪录片导演、写作者。 走过那么多国家，我越来越意识到，教育其实是一个国家对公民的定义，是一种文化对人的理解。并没有所谓最好的教育，都是适合自己的土壤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借鉴他人的智慧和经验，来改良自己的教育土壤。教育的改变，同样从具体的细节开始。 2019年和2024年，周轶君用两季《他乡的童年》带我们前往世界诸国，探访当地的家庭、学校和公共空间，希望了解不同的教育形态。 在德国和法国，孩子们早早地接触到了古典音乐和哲学；在日本，幼儿园的小朋友们被不断教导集体社会的观念和意识；在新加坡，学生们面临的是更早的分流和激烈的竞争。 成为母亲之后，周轶君开始不自觉地为孩子的教育而焦虑，她希望通过这趟旅程，给自己一个答案。在看到不同社会塑造的不同教育模式后，周轶君渐渐明白了一件事：教育的本质是一个国家对公民的定义，是一种文化对人的理解。教育的目的，是让人成为人。 或许并不存在理想的教育，但或许每个人都能从他人的经验中，找到自己理想的答案。 【时间轴】 00:07 我们的上一代人的教育方式似乎已经不合时宜，轮到我跟孩子交流时，似乎也找不到新的方式。我决定到更大的世界里找答案。 03:19 芬兰的中小学竟然没有考试、没有排名，也没有标准答案。而地球另一端的新加坡，很多孩子从5岁到考大学之前每天都要补课。 06:17 法国的哲学课上，不超过10岁的孩子讨论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爱。 09:16 在以色列和德国，人们都告诉我，失败和犯错是教育中特别重要的部分。11:09 “尊重”“保护”“竞争”“自由”，理念的边界在细节处体现出差异。 18:19 究竟有没有最好的教育？ 21:01 当教育的大框架没有改变时，能够真正产生影响的是具体的人，和他们带来的细节的改变。27:02 教育到底是旷野，还是轨道？ 34:16 观察他乡的意义是什么？我教好自己的孩子了吗？ �芬兰的森林课，老师让学生闻各种植物的味道、观察各种树木的样子，用想象力给这些植物命名。 �新加坡的孩子展示他们的书包 �法国哲学课的橡皮泥道具 �柏林性教育课程的教学工具 �新加坡的“怕输先生”

蒋政宇，麻醉医生 不同于专注于某一个疾病的内外科医生，或者关注某一类人群的儿科、妇产科医生，麻醉医生的工作贯穿了从婴幼儿到中老年的生命历程。我在手术室里听到过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也送走过器官捐献患者的最后一声心跳。从这个角度来说，麻醉医生守护了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麻醉医生并不经常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他们在手术室中默默地关注着病人的每一项指标变化，为手术保驾护航。他们不直接治疗特定疾病、不关注单一器官部位，但从一个婴儿的呱呱坠地，到生命的尽头，麻醉医生参与了人生全程的守护。 伴随着“舒适化医疗”的提出，麻醉医生开始走出手术室，参与到无痛分娩、无痛胃镜、麻醉门诊等更加日常化的场景中，每个人都越来越多地开始与麻醉医生打交道。 为了揭开麻醉医生的面纱，蒋政宇开始了他的科普之路，讲述麻醉医生与患者的互动，也思考医生的职责、生命的意义。 【时间轴】 00:10 很少有人真正知道麻醉医生在手术中到底负责什么，“麻醉医生为什么会猝死？麻醉医生不是打一针就走了吗？” 01:09 刚工作第一年，经历胰腺手术中的大出血。 03:51 输血补液不是简单的出水口和进水口的问题。 07:01 在危机状态下，麻醉医生做一个决策的平均时间只有10秒——要在一些不太对的答案里，找到最对的那个。麻醉医生有终止手术的权力，进还是退，怎么抉择？ 13:28 是什么让麻醉医生成为麻醉医生？ 18:14 “忍痛”的文化，给我的工作带来了很多困扰——技术和理念的进步，麻醉医生不再局限在手术室。 23:15 与学科进步、业务增加相对的，是麻醉医生的减少。 �1000毫升库存血输进去，手术出血量已经到了3000毫升。这里每一块纱布代表50毫升的血液，引流瓶里还有两升。 �援藏期间，抢救呛奶诱发哮喘进而导致哮喘“静默肺”的婴儿 �临床上有疼痛评分，这是一个完全主观的评价指标，需要患者自己描述他的疼痛，但也有一些客观的参照。

姚璐，摄影师，自由撰稿人。 旅行不仅让我看见了中东女性，也让中东女性看见了我，看见了女性的另一种可能性。在那些保守地区，我的女性沙发主对我的经历和见闻很感兴趣。我作为一个大活人出现在她们眼前，让她们真实地看到了女性未必只能过一种被禁锢在家庭中的生活。女性可以去登山、去徒步、去旅行，去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 在做风光摄影师时，姚璐经常被问到“你一个女生，怎么一个人出来旅游呢？”性别成了左右生活方式和评判能力的标准，这令她十分费解。她决定去性别极度不平等的国度，看看那里的女性过着怎样的生活、普通人的命运如何被时代和战争左右。 2016年到2020年，姚璐去了几乎所有的中东国家，她采用“沙发客”的旅行方式，住进了31个陌生的中东人的家里，深入体验和感受当地的生活。 在伊拉克巴格达，她看到沙发主姐妹精心装扮罩袍下的自己；在大马士革，她听到一位男青年讲述在袭击频发的时期，去剧院听音乐会的经历。她遇上了叙利亚内战爆发后第一个安全感满满的圣诞节，也赶上了沙特阿拉伯的变革期，在大街上亲眼看见了首批女司机。新闻之外，存在一个有血有肉的中东。 国境线、语言、文化隔绝了天南海北的人们，但即使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也有机会打破人为划定的界限，互相交流，修正偏见。 【时间轴】 00:08 沙发客旅行的五年间，我住进了31位陌生中东人的家里：中东的普通人是如何在动荡之中维系日常生活的？他们的命运如何被时代所左右？他们又如何看待那些改变命运的重大事件？ 02:45 伊朗：伊朗人民的热情、友好、对外部世界充沛的好奇心、极强的思辨性和批判精神完全颠覆了我对伊朗的看法和我的中东想象。 05:58 叙利亚：我心想叙利亚的生活怎么可能是“正常”的呢？——我们对战乱之地的想象通常很贫瘠，很容易把战争跟日常生活对立起来，但其实战乱和生活是可以共存的。 11:13 巴勒斯坦：因为片面的报道，他人对我们、我们对他人都存在很多误解；我们时常以为看见了对方，但看到的却只是被媒体放大的偏见。 12:52 伊拉克：新闻和想象之外的、真实的中东女性——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却是他人生来就被剥夺的：对于一个18岁的女孩来说，爱美、跟远道而来的朋友合影留念，这些对我们来说微不足道的愿望，对她们来说却是一种奢望。 21:02 旅行不仅让我看见了中东女性，也让中东女性看见了我，看见了女性的另一种可能性。人虽然是渺小的，但人并非什么都做不了；当你相信你可以做到，并勇敢地付诸实践后，你或许就真的可以做到。 �在2016年以前，姚璐是一名风光摄影师，经常去中国的一些偏远地区徒步、扎营、拍摄自然风光。这张照片是她拍摄的峨眉山金顶。 �姚璐的中东之行 �有一次，姚璐去伊斯法罕的伊玛目广场拍摄落日，才刚刚在广场站定，就有四个伊朗人排着队要跟她聊天。 �“有时在伊朗能看到一些禁忌的画面。夜幕降临后，在一些地方情侣们会依靠在一起。” �“伊朗政府不允许人们在公共场合唱歌，可是在夜晚的桥洞下，我会看到一些伊朗青年边弹吉他边唱歌。这样的画面在我看来充满了反抗性，而且很温暖。” �大马士革古城的生活非常接地气，每天清晨，卖馕的店门口都挤满了人。 �到了七八点钟，卖蔬菜、水果的店纷纷开门营业，学生们背着书包鱼贯而入。 �大马士革古城中央的倭马亚清真寺美轮美奂，保存得非常完好 �夜幕降临后，古城的主干道上非常热闹，人们会在鸡肉卷店和披萨店门口排很长的队。还能看到很多披头散发、穿着非常时髦的女性。周末的夜晚，酒吧里全是喝酒跳舞的年轻人。 �“小的时候他们跟我们一样，对未来有很多规划和想象，但一长大，内战就爆发了。他们突然被困在了原地，什么地方都去不了，什么都做不了。在本该憧憬未来的年纪，他们却不得不面对很多窘迫的状况，比如停电、停水、物资匮乏，还有亲友的离开和没有希望的未来。” �“去叙利亚之前，我本来以为他们会想跟我倾诉战争带来的伤痛，但事实上他们更愿意跟我分享日常生活。他们会带我看演出、参加订婚宴、吃喝玩乐、过战后第一个可以大肆庆祝的圣诞节。我发现，当宏大的局势完全不可控时，似乎每个人都更渴望紧紧抓住日常生活，以此来维系生活的秩序，获得心灵的安宁。” �“在巴勒斯坦的纳布卢斯，我的沙发主有一个正在念小学的妹妹，听说我来自上海，她拿来了作业本，用磕磕巴巴的英文告诉我，她写过一篇关于上海的作文：在中国上海，有一个奇怪的挑选新娘的市场，它每周末开放两天，所有父母都会去这个市场为儿子挑选一位新娘。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她好像是在写沙漠里一个野蛮的人口买卖市场。可是我们都知道，她写的其实是位于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公园相亲角。” �“我们只能通过这张衣柜的照片，去想象一个巴格达18岁女孩的青春容貌。可以想见，她这辈子大概率会是别人的女儿，别人的妻子，别人的母亲，却唯独不是她自己。”

郝南，卓明信援创始人、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应急救援服务分会副主任委员。 能够亲手影响到一个生命的生还，是很多救援人员和志愿者来从事这项事业的目标，但在这么多次的灾害当中，我们很少明确地知道，某个人的生命是因为我们的工作而得到拯救的。我们希望的不是说大家被困了，然后我们把他救出来，显现了某种英雄事迹。更成功的救援是，大家提前就转移走了，不要被困在那。 卓明信援是一家致力于解决灾害援助中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公益组织。从2008年汶川地震开始，卓明已响应了200多次灾害，几乎参与了中国所有大型灾害的救援。 卓明的线上志愿者团队通过给受灾村组打电话、发布紧急求助表单等方式，了解受灾情况和需求，进行核实、回访，区分紧急度和救援难度，为一线队救援队、社会组织和政府部门提供决策支持，减少救援扎堆、捐赠与需求不匹配等问题。 随着极端天气频发，卓明响应的主要灾害类型从地震转变为洪涝、台风等气象灾害，包括2021年河南水灾、2023年京津冀水灾、今年的梅州龙岩洪灾等。 目前国内大多数机构仍遵循地震灾害的响应模式，灾害发生后才行动，而洪涝灾害具有一定可预测性，洪水有演进过程，更应做好预判和提前响应。为此，卓明专门设立志愿小组24小时监测降水量和水文站水位数据，研判雨水流向、预测洪水地点，在近年的洪涝灾害中实现了预先响应。 今年是近十年里重大气象灾害次数最多的一年，但大规模洪涝灾害的应急响应，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都还是一个新课题。“以前经常有洪水的地方，可能以后要面对越来越频繁、越来越超常的洪水，需要所有人一起来探索，超出经验的洪水灾害该如何准备和应对。” 【时间轴】 00:08 我国十年来气象灾害发生的趋势上升；卓明信援的创立 04:33 每一个在场的人都是我们的眼睛 10:06 2024年：编号洪水最多、但缺乏关注度的一年 11:53 梅州龙岩暴雨洪灾时发现一片新的极端降水区 16:00 启动响应：和时间抢跑 18:58 分析、预测灾情的模型 20:25 救援队应该去哪？不同的救援需求 38:48 没有英雄的救援 �卓明的十五年 �2010-2024年间，卓明的灾害响应次数 �卓明的HEINA模型

郦菁，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包产到户政策当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全国范围来看，用一刀切的方式制度化之后权力关系会被固化，出现的问题在短期内就很难纠正，这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有学者说，中国的小土地所有制可以保护农民的基本生存权，但我个人认为保护农民生存权最重要的方式，是赋予他们和城市居民平等的基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益。 在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叙述中存在一个“小岗村神话”——1978年底的一个冬夜，安徽小岗村18位农民按下红手印，秘密地分田到户，实行农业“大包干”，第二年小岗村迎来大丰收。1982年，国家顺应民意，以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拉开农业改革的序幕。 但是，郦菁的研究发现，在1978-82年的关键“政策制定时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开始并不是改革的方向，当时至少有三种政策方案进入了角逐，包括依靠财政投入的投资方案、允许各地灵活选择的生产责任制多样化方案和最终在全国推广的包产到户。 每种方案背后都有支持和反对者，比如当时上海、江苏、黑龙江等富裕或机械化程度高的地区反对拆除人民公社的基本制度框架，江苏甚至在苏皖两省边界用高音喇叭抵制“单干风”。那么，包产到户这一最为激进的方案为何最终成为全国性的政策？ 郦菁根据最新的回忆录，并采访了参与决策的当事人，回溯了农村改革政策制定的详细过程，分析了主要行动者如何在结构性和偶然条件的共同作用下，改变各自对于利益的认知，最终达成了“激进的共识”。 �本期演讲推荐大家前往一席公众号或app观看演讲视频，配合ppt观看体验更佳。 【时间轴】 00:08 我国农村经济组织方式改变过程的一些背景介绍 02:49 1978年改革时的三种主要方案-农业投资方案、谁在支持投资方案？ 08:01 1978年改革时的三种主要方案-以承包制为核心的多样化方案、几种流行的承包方式及多样化方案的启示 19:52 1978年改革时的三种主要方案-农业包产到户方案，谁支持、谁反对？包产到户方案为什么胜出？ 34:54 反思农业改革的当下与未来 �实行包产到户的农村地区的比例 �1978 年底，中央还没有将包产到户合法化时，安徽滁州小岗村的 18 户农民私下搞分田时签的协议，每个人都在上面按了红手印。 �70年代之后，中央发动地方推动农业机械化，进行了很多农田水利的建设。从这张图中可以看到，第一次农村水利建设的高潮发生在大跃进时期，后面一次高潮就是在70年代中后期。图源：朱晓明等《天水飞渡》

施爱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在传统故事里，路人都叫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短视频里的男主人公都叫大壮、小帅、阿强，女主人公叫小美、翠花，有的时候甚至直接叫作女人。黑社会叫丧彪，小喽啰是卡拉米，所有的理发师都叫托尼，隔壁住的那个人永远姓王。 施爱东本科毕业于大气科学专业，却机缘巧合地走上了民俗与民间文学的研究道路。最近20年中，他一直耕耘在故事学领域，关注民间故事的发生、传播与变异。 他总是像一位侦探，发掘那些故事背后的故事。他曾从一个贵县乡绅曾国光的诗集中抽丝剥茧，分析出歌仙刘三妹最初的记载源头；也曾辨析南宋末年温州的一座土地庙中，当地人何以让杜甫嫁给了伍子胥。 2010年代初期那个网络谣言翻陈出新的阶段，也是施爱东眼中谣言研究的黄金时代。他将谣言视为民间文学的分支，深入细致地追踪了数十则不同类型的谣言，探索背后的传播路径、文本语法和传谣心态。他也运用故事学理论分析金庸作品和当下喧嚣的网络短视频和短剧，解释其人物和情节设置。 施爱东甚至将田野的眼光对准了民俗学界本身，对学界生态运作进行了深切观察与精辟总结，被誉为学术圈“葵花宝典”。但是在他眼中，立偶像、攀学缘、混圈子、建学派，只不过是学术这个特殊行业的民俗，是受到传统生活伦理深刻影响的典型世俗生活。 【时间轴】 00:08 故事的预设-固定角色与结局：密闭时空中的语言游戏/四种主要角色/所有故事都是难题型故事 12:13 故事情节-制造冲突，推动转折：在元情节内出题、解题/出题、解题都有游戏规则/打破规则，把故事讲下去 29:10 出题和解题之外的叙事技巧：俭省/时间和空间上的就近原则/极化原则 32:23 不懂套路比全靠套路更可怕 �故事千变万化，总有最优策略；学术丛林生存，也有葵花宝典。可前往“一席商店”小程序购买施爱东老师签名版《故事法则》。

牛童，摄影师。 他们来到城市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赚钱。只要能赚到钱，可以没有社保，可以没有补贴，可以没有假期，可以一年四季到处漂泊。每当春节来临，他们就带着这笔钱回家，修楼、买家电、发红包、和朋友气派地打牌。那一两个星期的日子，仿佛要把在城市里生活的压力全部发泄出去。春节结束，他们又回到城市生活中。 2020年开始，牛童用了3年拍摄了一组名为《快递》的照片。 这组照片开始于母亲成为一名快递员。牛童不希望母亲从事快递工作，他觉得这份工作以消耗身体作代价。一次接母亲下班后，他拍下了第一张照片。 牛童想知道，工厂背后的快递员们拥有怎样的人生。他进入工厂，跟随扫件员和派送员，倾听他们的故事。有人送外卖掉落水塘后，找到了有社保的快递工作；有人60岁离开农村成为快递员，为了帮失业的儿子还房贷。有人抱怨快递工作，有人依靠快递工作。在各种各样的故事里，牛童经历着他者的人生。 2022年，母亲查出癌症。手术恢复后，她回到安徽老家。牛童的镜头随之拉远，他跟随母亲和其他快递员们返回家乡，记录下了这群流动中的人回到农村的时刻。 【时间轴】 00:10 成长中的公式 03:10 围墙内的世界：快递厂里的善意是微小却直接的 05:55 别人的故事 08:40 瞥见死亡的那一刻 10:22 流动中的人 15:44 我的故事 19:05 隐匿在城市之后的群体 21:11 长江：在历史长河里，长江也能从一个位置慢慢迁移到现在的位置。时间会慢慢过去，人也会慢慢成长。 23:00 快递员们的家乡：他们陷入两难境地，不断地游走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 26:29 错位的关心 �快递工厂内 �牛童的母亲 �“我感觉远处的城市就像一种召唤，而我站在暗处静静地等待。那种光亮和空间上的体验，让我久久不能畅怀。” �牛童摄影作品，更多作品可前往牛童老师小红书主页观看～

宗树人（David A. Palmer），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现代的自我可以说是分裂的，是受伤的、遭受挫折的，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化苦难，它激发了一种疗愈文化、灵性修养的文化：各种各样的心理学家、心理治疗师、生活导师、身心灵的整个产业……看起来五花八门，但其实都比较相似。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北美出现了一批道教养生团体和企业，提供付费课程、书籍、精油，也组织来中国的旅行团，在五花八门的灵性市场上占据了越来越大的份额。 而在研究道教的西方学者看来，大多数所谓美国修道者跟真正的道教没什么关系。这些学者有的自己也修行甚至皈依道教，跟商业化的修道团体保持着审慎的距离。当这两类外国修道者同时来到中国道士面前，会发生什么？谁掌握真正的“道”？ 2004到2016年间，加拿大学者宗树人和史来家追踪这三个群体的人生轨迹和他们之间的互动，揭示出在高度现代性的今天，个体在追求灵性时面临的困境。 印度瑜伽、道家气功等修行文化资源脱离了原本的语境，被打包成简单实用的灵性技术，训练修行者深入自我、探索“真正的自我”。但是，自我的根基能在自我内部找到吗？如果说贩卖灵性的企业家和速食的消费者太肤浅，那么发源地的传统宗教人士是否掌握着“更正宗”的灵性答案？原子化的自我在一个祛魅的世界渴望赋魅，但当传统和现代所提供的确定性都解体时，还有哪里可以安放人的心灵？ 【时间轴】 00:06 修道洋人：他们主要目的也不是看风景，而是感受这些圣山的“气”，它的气场、能量。 06:56 有误会的相遇：他们修的是不是完全不一样的“道”？ 11:36 道家在西方的影响：1960年代的“婴儿潮”和反文化运动前后 17:44 身心灵和疗愈文化：没有一个领域是管我们整体的人，没有一个专门制度聚焦于“支持运行这些制度的人的整体生命” 23:00 现代灵性困境：最开始是拒绝外在的权威，但最终还是回到了某种外在的权威和根源。 27:49 语境中的连接点：修行既是自我的净化，也是连接的净化、各个语境的净化。自我的提升其实是语境的改进。 �华山青龙背 �中国梦道之旅的广告 �华山脚底，中国人听着西方的音乐跳广场舞 不过只要稍微走两步，走到旁边这个道观里头，就会看到这些外国人在练功、打坐、站桩。 �碰老树来“摘气”，摘山的气、洞的气 �2012年，一对新人在华山南峰举行了“道家婚礼” �组织中国梦道之旅的麦考文在华山静坐 �荣格给一本很有名的道家内丹修炼的书《太乙金华宗旨》的德译本写了序，他认为道教的内丹修炼对人的心理转变和提升极为重要，把丹道的理念引进到他自己的心理学体系里边。 �福瑞特季夫·卡普拉的《物理学之道》认为量子物理学的宇宙观和道家以及亚洲其他灵性传统是很相似的。 �最开始他们对道家的历史文化没兴趣，但慢慢地，麦克文其实还是在学越来越多的历史，想构建一个脉络来证明他的东西是有根源的，而不只是存在于他自己内心的一种主观感受。甚至，其他的一些修道团体开始要度戒、出家，加入正规的道教宗教体系。